1921年会友镖局关门始末

1921年的深秋，北京。

“无边落木潇潇下”，满地的黄叶使古都一片萧瑟悲凉。坐落在粮食店南头路西的一座五进深宅大院的会友镖局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百余号人围坐在十几张大八仙桌的四周，吃完了最后一碗面，干了最后一碗老白干，各奔前程了。硕果仅存，也是北京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会友镖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会友镖局的关闭，标志着经历了数百年风风雨雨的传统镖行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合。

镖局出现于何时，史无明确记载。但是，就它所担负的职责推想，当与防盗有关。由于各地都有盗贼铤而走险，拦路抢劫，他们或七八十人结成一伙，或二三十人结成一伙，也有三五成群的，出没在山林偏僻之处，伺机动手，人们旅途很不安全。可缉盗是政府治安部门之事，缘何与私人开办的镖局有关？所以，再往深层里一分析，就不难发现它的起源与从事远距离的商贸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也就是商人在需要携带大宗物品、大宗银钱易地交易时，路途远，不安全，为了防止途中被盗被劫，不得不花钱雇请有武功者担任护卫，这些护卫就是武侠小说中常出现的“保镖”。最初，那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等候客人雇用。他们只推着一部小车子，客人雇妥了，就用小车推着客人与货物上路，直到把客人送到目的地。这其实就是保镖的源起。后来，雇请的人越来越多，业务越做越大，于是他们自己就立个字号，开一家车店，备有轿车，再请上几个武功武德皆佳者，听候客商雇用。这就是镖局。这也是为什么镖局的门面往往像个骡马店的原因。如镖局业务更大了，还可在其他地方开设分号。

由此可见，镖局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犹如今日之市场经济（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呼唤保安公司。根据这点，我们可以把镖局的起源时间断在明中叶后期。这不仅是因为这一阶段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而且还可以从成于这阶段的《金瓶梅》一书中得到印证。《金瓶梅》是我国明代一部著名的世情小说。它在艺术地展示明代市井风情的同时，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风貌。该书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描绘，书中多处提到“标行”（即“镖局”）、“标船”（即“走镖的船”）。到了明末清初，由于战争频仍，商贸活动（这里当然说的是长途贩运之类的商品经济活动）受阻，镖局自然不可能很普遍，在很多地方甚至会销声匿迹。这正是《红楼梦》这部名著为何没有涉及有镖局的内容的重要原因。像《红楼梦》这样号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包，无所不反映，书中没有这方面的描写，其原因正在此。

民国初年，对镖局来说，已是夕阳黄昏。当时，北京城及河北省大大小小还有不少镖局和大镖局设的分号。光是北京，便设有十几家，但最著名的是“八大镖局”：会友、水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源顺。其中以会友镖局最为著名。会友镖局建在前门外一条叫“粮食店”的街上，是一座车店式的院落，房子既不漂亮，也不高大，临街的白墙上，写着各有2尺见方的4个大黑字“会友镖局”。虽说进入民国以后，镖局业务已经日渐衰落，但会友镖局还很兴盛。在北京柜上管事的就有二三十人，另在南京、上海、天津、西安各地，都设有分号，管事的再加上镖师与厨役足有1000多号人。镖局总管事的，称为当家的。会友镖局当时总管事的是孙一廷，外界称他“老孙四”，会友镖局的各色人称他“孙四掌柜”。老孙四是河北衡水人，是三皇炮拳的掌门人。这三皇炮拳是少林拳之一派，是清初一位叫穆化清的人所创，内功、外功皆具，拳势非常威猛，打起来呼呼生风，出手既快又重，符合镖师武功的要求。

会友镖局是进入民国以后国内最大的一家镖局，它建立于清初，到1921年关闭，存在了近300年，师徒相传十余辈。它字号老，信誉好，这就使得它的业务范围广，所以进入民国后还能保有1000多人的规模，颇具镖局的代表性。

会友镖局在清末民初承揽的业务有这样一些：

一是为客商护运货物。这是镖局最基本的日常业务。

二是为钱庄和其他客商代办远途银钱汇兑。因为在没有银行时，大宗银钱的拨兑只能委托钱庄，钱庄也仅在大城市中才有，一般小地方很少有。在这种情况下，钱庄之间的大宗银钱拨兑需要请镖局护送，而私人经商年终结账如需把银钱往老家带，也需要找镖师。银行出现后，一些小地方的银钱拨兑业务还是依靠镖局。

这两项业务即是通常所说的“保镖”的基本含义。

保镖，因所走的路线和所需交通工具的不同，又分为陆路镖和水路镖。保镖开始出发，称“起镖”；在路途上，称“走镖”。陆路镖是起旱，或坐在轿车里护镖，或骑马随行护镖。水路镖是乘船，镖师随船护镖。以会友镖局来说，当时的镖路有四条。北路镖是张家口、热河；东路是东三省，出山海关奔营口、走吉林、过奉天，直到哈尔滨；西路到西安为止；往南到南京、上海。当时的南路，走两条官道：东大道、西大道。东大道走任丘、河间府往南；西大道是走卢沟桥、涿州、保定、石家庄、冀州，最后再由济南奔南京、上海。水路是由齐化门内河奔通州外河，沿运河一路南下。镖局为客商护送银钱，因护送银钱不多，往往是镖局派人到各商号联络，敲定日期，到时各商号就把银钱连同信件送到镖局，由镖局护送货物时一并捎带送至目的地。有时也为官府护送饷银。

镖局的第三项业务是充当私人保镖，即受雇充当私人护卫。请保镖，一般商人和富人也请不起，能请得起的主要是大商人和大官僚，大官僚中又以宦囊富足怕遭劫的退休官僚为主。在任官僚中也有请的，如会友镖局在清末就受李鸿章之请派镖师为李宅守夜护院。镖局称这些人家为“大宅门”，意即大户人家。会友镖局充当私人保镖，还有一宗业务：保护库丁。库丁是清政府银库里的差役，直接与银两打交道。所以当时人说库丁是一项很肥的差使，他们可以从银库里往外偷带银子。尽管防范很严，如库丁出来时要裸体翻一个服头，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库丁还是能把碎银子偷带出来——藏在肛门里。因为库丁太容易发财了，所以北京城里就有一些“混混儿”，专抢库丁，等于绑票勒索。这样一来，库丁上下班，都得找镖局的镖师保护，这样才能不被流氓绑去。

私人保镖的再一宗业务，就是为走马上任的官老爷提供上任途中的保护。至于卸了任发了财退休回故乡的就更不用说了，离开镖局，他们只怕寸步难行。

镖局的第四项大的业务是为商号充当警卫。北京前门南有一个著名的商业区——大栅栏，北京人喊作“大色拉”。它的范围实际包括大栅栏、珠宝市、琉璃厂等在内的整个前门南片的商业区。

“栅栏”的出现与商业的繁荣和治安状况的不佳有密切关系。明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北京城的街头巷尾都纷纷安置了铁结构或木结构的栅栏，每当鼓楼鸣鼓时，城内的大小栅栏齐齐关闭。可是京中文武百官皆须五更早朝，所以次日凌晨又需把栅栏齐齐打开，让官员们通过。这叫晨启夜闭。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盗贼夜间活动，保证京城治安。清军入关后，内城的汉人皆被迁到外城，内城由八旗兵驻防，他们的眷属亦住在内城。清政府在按照八旗兵驻防之地划分居住区后，便在住区之内又设置了1000多处的栅栏，明确各自在区域内的职责。而栅栏的晨启夜闭则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内城已是三教九流杂居，不再是旗人之居地了。而栅栏的晨启夜闭则名存实亡。至于外城，由于是商业区，灯红酒绿，笙歌夜舞，早已冲破了栅栏的晨启夜闭制度，但毕竟还有衙门管着。到了清末新政，官制改革，由巡警代替五城练勇管治安，而巡警已不负启闭栅栏之责，于是官方对栅栏不再管理。

栅栏的设置对居民有利，对商界则是利弊俱存，利是加强了治安管理，弊是有碍夜市。当本世纪初，官方不再管理栅栏后，大栅栏和珠宝市这两条主要商业街的商号一致决议合资聘请会友镖局负责管理街口栅栏，一旦发生动乱，栅栏昼夜关闭，遇有紧急情况，持各商号店单则可通行，其后近20年，这两条商业街的栅栏都是由会友镖局负责启闭。也正因为这桩业务保证了会友镖局的一项收入，故它得以维持到最后，后于其他镖局关闭。

进入民国后，北京发生过两起大的动乱，皆亏了会友镖局，才使这两条街的商号避免了损失。

一次是曹锟的第三镇兵变。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南北议和也紧锣密鼓几近尾声。2月12日，清帝发表诏书，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为实现他的诺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鉴于袁世凯是一个重实力政治不尊重法制的人，孙中山在辞职之时又提出三项附带条件，其中一项是临时政府应设在南京，不得更改。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孙中山的三个附带条件。

为了促使袁世凯南下，孙中山以临时政府名义委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人为北上迎袁专使，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2月25日，迎袁专使团抵达北京。袁世凯用极隆重的礼节，打开位于天安门前的正阳门欢迎专使由中门而入。按过去的旧例，只有国家元首——皇帝出入北京才能走中门，列强的使节也不能享受如此礼遇。对南下，袁世凯表面上表现出空前的积极和热心，仿佛立即就要动身。可实际上，袁世凯早已暗中策划好，密令心腹曹锟发动兵变，制造他不能南下的理由。

2月29日晚7时许，曹锟所部第三镇陆军的两营士兵在东城发动兵变。变兵在东城及前门一带大肆放火抢劫，枪声中夹杂着“宫保（指袁世凯）要走了，我们没有人管了”的吵嚷声。繁华的东安市场化为灰烬，前门大街商业局也受到很大损失，唯独大栅栏和珠宝市这两条最富有的商业街，由于会友镖局及时关闭了街口栅栏，镖师挡住了变兵，街内商民无一受到损失。

再一次动乱是1917年7月张勋复辟。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不久就发生了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府院之争”。日本唆使支持国务总理段祺瑞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则支持黎元洪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府院之争”发生，黎元洪解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一职，段祺瑞便跑到了天津。时任长江巡阅使的复辟狂张勋一见来机会了，便在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的默许下，带了他的“辫子军”进入北京，演出了复辟丑剧。黎元洪逃到外国使馆藏了起来。段祺瑞见利用张勋赶跑黎元洪的目的达到了，便在天津马厂组织讨逆军，由冯玉祥打先锋，带兵进京讨伐张勋。战场就在前门大街和西河沿一带。“辫子兵”战败，便大肆抢掠，北京的商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溃兵肆无忌惮地抢劫，损失惨重。而大栅栏和珠宝市虽然位于双方交战之地，可是由于会友镖局闭栏据守，溃兵未能进入街内。两街商号又一次平安躲过了兵灾。

会友镖局在北京两次大动乱中保护了雇主的利益，露了大脸。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式武器——枪炮的出现，镖局只能堂堂皇皇地敞开门面招揽生意，自然比不上盗贼可以在黑市买得枪械的方便，一消一长，盗贼虽未绝迹，镖局却已没落。所以，当时一位叫邓剑娥的女镖师，虽有一身武艺，却不得不感叹道：“火器盛行，武技渐细矣。盗之器械，皆视我为精，今惟以情谊名誉羁之耳。”邓剑娥的父亲邓魁亦是清末的一位名镖师，在走镖之时为盗贼冷枪所击毙。邓魁死后，邓家镖局就先于会友镖局关门大吉了。

邓剑娥把镖局的衰落归结于武器的落后，并不完全正确。枪械的兴起，是武行没落的开始，许多武术名家皆死于枪弹之下，以武术为资本的镖局这一行，从民国11年(1922年)始，也只能留在武侠小说中供人凭吊、嘘唏了。而镖局这一行真正衰落、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实在在于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当时如火车、轮船的出现，铁路、海运与邮政的畅通，镖局的走镖业岂能不失去市场?会友镖局之所以能勉强维持到20年代初，是因为它虽失去了走镖业务，但坐店护卫业务还算兴旺，否则，它也只能提早关门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