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证实顾留馨学拳的那些事

于志钧先生著《中国太极拳史》第165页，有一段约80字的叙述，是这样描述顾留馨学拳的：“顾自称师从杨澄甫，学习杨式太极拳和推手。经我们查证，绝无此事。三十年代，顾得了肺病，他曾先后到陈微明办的上海致柔拳社和武汇川太极拳社学习太极拳，时间都不长，不足一年”。事情果真如此吗？

顾留馨有没有向杨澄甫等老武术家学习过？顾留馨一生有没有得过肺病？“三十年代，顾得了肺病”，于志钧是怎么查证的？有没有病历记录？顾留馨学太极拳的时间真的“时间都不长，不足一年”吗？于志钧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于志钧的“经我们的查证，绝无此事”，他是怎么样查证的？对这些疑问，我们都应该用事实来说话。

据1986年第一期日本《武术》杂志报道（阎海译）是这样描写顾留馨的：“我对太极拳本来是不太相信的，认为我所学的少林拳才是正宗的拳艺。加上我当时年青，爱蹦爱跳，对慢慢悠悠的太极拳这样的武术看不起，认为不顶用。有一次，我看到了杨澄甫的弟子陈微明举办的‘致柔拳社’公开招生的广告。广告说‘太极拳可治肺病和中风’。肺病在当时很难医治，说练太极拳就能治好肺病，可说神乎其神；广告还说此拳高手张松溪……。我看了这段广告，大为不平，心想岂有此理，练太极拳能有这么厉害？然而，这个广告竟大受欢迎，许多有钱的病人和拳术爱好者都报名参加了”。这篇文章作为《顾留馨太极拳研究》的“序”收录，谅于志钧也读过。据于志钧的文化，他不至于看不懂这段文字的意思。一个爱蹦爱跳的年青人，看了“致柔拳社”的广告，竟会“得了肺病”然后去学太极拳，这不是很荒唐吗？笔者曾经向顾留馨之子顾元庄先生两次求证：“顾老先生一生有没有得过肺病？”元庄先生回答很干脆：“放屁！……”，他其余的话有点不雅，这里就只用二字来概括吧。顾元庄先生还拿出了几张老照片，我们可以通过老照片来证实顾留馨学拳的那段历史。

（一）

顾留馨参加“致柔拳社”学习是在1928年5月前。浙江的二水先生提供线索：“陈微明《太极答问》书中附录有致柔拳社学员名录，其中就有吴云卓与顾兴”，这“吴云卓与顾兴”，即吴云倬与顾留馨是也。顾留馨1961年5月22日日记记载：“6时半，访吴云倬，梦月出示戊辰（1928）年八月九日，致柔拳社欢迎杨澄甫摄影，内有吴云倬及我坐于第二排”。杨澄甫来上海，“致柔拳社”欢迎杨公，顾留馨和吴云倬坐在第二排，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物证，说明他俩在事前已是“致柔拳社”学员，而且有机会向杨澄甫等大师请教。可惜这一张照片由于吴云倬逝世，又经文革动乱，已无法找到。所以只有文字记录，缺少照片引证。

虽然梦月（吴云倬的妻子）出示的那张照片现在无法找到，但在“致柔拳社”四周年纪念（1928年5月）全体摄影照上（见图1），也可以看到顾留馨站立后二排左3；吴云倬站在后排左1。这张“致柔拳社”四周年纪念全体摄影照，同样可以证实顾留馨和吴云倬学太极拳的历史。而这张照片上坐着杨少侯、杨澄甫、陈微明、孙禄堂、吴鉴泉、褚桂亭等大师。顾留馨能与这些名家一起共同合影，至少说明他是一个认真学武的人。

除了这张“致柔拳社”四周年纪念照外，还有几张老照片，也可以证实顾留馨和吴云倬参加致柔拳社学拳活动，以及他们与杨少侯、杨澄甫、孙禄堂等大师有过密切接触的历史。可以看出顾留馨参加活动的环境与层次，也可以证实顾留馨所说的“杨澄甫从南京回到上海以后，我们就去跟他学推手和招数”的话并不假。

（二）

1928年9月20日，从“俭德储蓄会国术研究团摄影”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孙禄堂坐中间（见图2），小女孩孙剑云在他膝前，孙老右侧坐的可能是陈志进。陈志进是田兆麟的学生，被陈微明聘为致柔拳社的总教练。顾留馨站在后排左四。当年顾留馨能参加合影，引证了他与孙老的交往及受益。

本文初稿在朋友圈内征询意见时，二水先生又提供了宝贵资料。资料是：“1928年8月26日《申报》第19916号第26页：消息：‘俭德会国术社将继续教授’，俭德储蓄会徇会员之请，组织国术社，敦请拳术大师孙禄堂，亲自教授形意、八卦诸拳，每月十天，早志各报。自上月开班以来，加入者有五六十人，极为踊跃。现孙禄堂先生已赴首都，不日即返沪教授，该社昨发出致社友通告云：径启者，本社承蒙孙禄堂先生之允许，每月教授拳术十日。上月同人加入者极为踊跃，本月份，想我同人必皆继续学习，请于八月三十一日前，将本月事费交干事支熨堂君收。如有缺额，以便补收，社员继续学习者，务请早交学费为荷。再，本社所预备练习之场所，无论何日，皆可来练习，更望同人于孙先生不教之二十日，亦来社练习，彼此互相切磋，庶发进步较速也。谨此通告，尚祈台。”

二水认为：由此消息，与“俭德储蓄会国术研究团摄影”照片，可证孙禄堂去南京后，依然每月回沪教拳。此照片系这一期培训班期间，孙禄堂与学员的合影。孙老右侧坐的是否系陈志进，也有待其他证据来确证，二水不敢妄断。但可以证明，顾留馨先生应该是参加了这一期由孙禄堂先生亲自教授的培训班。

（三）

1928年12月，“恭祝孙禄堂先生六十晋九大庆”的照片（见图3），证实顾留馨也参加了孙禄堂的庆寿活动。照片中间端坐孙禄堂先生，孙剑云在膝前（右4）；孙存周先生席地而坐，右3；褚桂亭坐在孙老左手侧（中右10）。顾留馨后排右第1人；吴云倬后排右6。

可惜此照片在文革中保管不善，受到损害，部分人员的名单已无法辨认，但顾留馨、吴云倬等名字仍清晰可见。

（四）

这是一张“太极拳研究团摄影”的照片（见图4），摄于1932年11月20日，背面记录：“1963年2月21日马燮庆自南京寄赠”。顾留馨在当日的日记中也记载收到寄赠照片一事。照片上有徐致一的题字，和全体合影人名单。顾留馨在后排右1；马燮庆在第二排中间右8；吴云倬前排右4；林济群前排右5；徐致一前排右6。

马燮庆与顾留馨是战友，同为“蚂蚁社”人员。“蚂蚁社”是地下党外围组织，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其中一位林济群先生，顾留馨曾经对他有过一段回忆：“另外，在意气相投的许多朋友当中，有一位四川南充人，比我稍长几岁，曾向我们教过松溪内家拳四套、剑一路、枪二路、棍一路。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多，特别重视用法，攻防随心所欲，身体柔软，步行快速，也会擒拿。我和吴云倬跟他学到许多技法。’颂元庄先生指着照片向笔者介绍：“在徐致一和吴云倬中间的这位朋友就是林济群，四川南充人，先父在文章中特意提到他的”。

（五）

1946年7月21日交通大学武术大会。此照背后题有：“顾留馨先生惠存交通大学武术大会敬赠”（见图5、图6）。第二排，中间左7是陈微明先生，左6此人未能确定，可能是陈微明老师的一位学生叫“陈铎民”的，宁波人，他在交大教拳。陈铎民功夫非常了得，《申报》曾报导两位山东大汉持枪来陈铎民在南京路开的钟表店打劫，被他空手抢夺了歹徒的枪，制服了歹徒。顾留馨站在陈微明身后，第三排左7的位置。

二水居士对第二排左6是否是“陈铎民”声明：“1946年7月21日交通大学武术大会，是否系陈铎民主办，我尚未找到确证，只是我脑子里的大致印象，不作定论”。所以，本文特写“可能”两字，读者或专家如有更好资料来证实，或能确定是其他人士，万望不吝提供资料，或作详细披露，以使更多的人透过照片了解这段历史。在这里笔者顺便对二水居士的治学精神、大家风范表示敬佩。

顾留馨在1928年5月已在“致柔拳社”合影中出现，说明他在这之前就己跟陈微明学太极拳，至于学习时间有多长，无记录可查，而这一张1946年的照片，说明顾留馨仍然参加陈微明先生的致柔拳社活动，学拳时间决非“不足一年”。此事也说明当时顾留馨在武术界是有一定影响的，交通大学武术大会的组织者，也没有把他当作“打酱油的走过路过”，而慎重其事地请他来参加活动，并把合影照寄赠于他。总之，老照片可以证实顾留馨跟陈微明（及陈的助手）学太极拳，时间较长，至少从1928年到1946年的许多年中，仍然在请教受益。他不是学了套路就拜拜的人，所以，用“时间都不长，不足一年”九个字去矮化顾留馨的学拳，是不符历史事实的。

（六）

这是张上海武术界人士慰问抗日将士的照片（见图7）。淞沪抗战爆发后，谢晋云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振奋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后谢晋元部队移驻胶州路新加坡路40号对面空地，史称“孤军营”。上海各界市民自发前往谢晋元“孤军营”慰问。经唐豪等人发起，上海精武体育会安排武术界人士也多次前往慰问，并当场表演武术，以鼓舞士气。此照片拍摄于1939年元旦，中座（第二排）右起：顾留馨、陈绪良、朱廉湘、唐豪；第三排右一佟忠义，右五田毓荣；左起第二人朱文伟。以及其他武术家们与抗日官兵合影。

最近“四行仓库”己由上海市政府整修，恢复当年抗战时间的历史原貌，作抗战纪念馆让人敬仰。我们在对谢晋元等抗日官兵表示敬意的时候，同样对当年上海市民与抗战将士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表示敬佩，同样对那些爱国的武术家们表示尊敬。

顾留馨在解放前，除了爱好武术，学习武术外，他主要的精力是从事抗日救亡，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地下斗争。因此，他不可能以武术为职业。顾老自己说，“解放前我未教过拳，只爱研究拳术”，这没有任何张扬炫耀之意。但他也不是泛泛之辈，他能与杨澄甫、孙禄堂、陈微明等大师，以及徐致一、佟忠义、褚桂亭等武术大家，多次参加活动，聆听教诲，又一起合影，能得到这样机会的人毕竟不多。顾留馨和唐豪一起，团结武术界爱国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受到武术界人士尊重。可以说：当年顾留馨在上海武术界不是名家，却是名人，他与唐豪都是有影响力的著名爱国人士。

在老照片的年代，于志钧可能尚未出生，自然不会清楚这些事，这也难怪。但不该的是，成年后的他不踏实做学问，不认真地去查证，却哗众取宠，信口说什么：顾“得了肺病”，学拳“不足一年”，以及向杨澄甫请教“经我们查证，绝无此事”等话来贬低他人。

于志钧处心积虑弱化顾留馨学拳经历，其目的无非是想否定顾留馨关于太极拳创始人的观点，贬低顾留馨的武学价值，正是“用心良苦”！

但这种不入调的语言污秽了中国武术史，因此有必要辨析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