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存周先生传（一）

孙存周，讳焕文，号二可，1893年出生于河北完县东任家疃。乃父孙禄堂是武学大宗师，时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乃父鼓励但不强迫其子女习武，孙存周为天性使然，自幼好武，6岁时开始揣摩父亲练拳，于是乃父将武术基本功融入游戏中，故孙存周自幼即得童子功。诸如用拇食中三根手指捏住房檐的檩子挂住整个身体，并从一端移到另一端，悠来荡去，舒展如猿。又能脚尖翘起，把脚背贴在小腿胫骨上。还能用食指和中指抵在墙上，身体几乎平行于地面又不挨着地面平躺下来，可支撑数分钟之久。此外，他还擅长玩弄弹弓。由于乃父常年在外，孙存周很少能见到父亲，所以真正练拳还是在16岁时，1909年开始正式随父习武。苦修三年，日以继夜，得孙氏形意、八卦大要，遂访京津及燕赵等地名家切磋技艺，名声鹊起。1912年，孙存周19岁时与钱氏完婚，不久只身远行，下江南，出塞北，身背黄包袱游历各地，遍访名师高手，比武较技，未遇其匹。杭州望族郑氏、刘氏慕孙存周武艺高超，争相聘为武师。逊清遗老、晚清直隶总督陈夔龙闲居海上，亦聘孙存周为其拳师。于是孙存周半月在杭州，半月在上海。期间，又与同盟会人士吴得波、郑佐平、李霄禾、施承恩等结为盟兄弟。其中，郑佐平后来在北伐时，担任北伐军第六军十九师师长。时江南技击名家多与孙存周相识，并常切磋较艺，孙存周皆能轻取。故在沪宁杭一带负有盛誉，武林中奇人异士诸如秦鹤歧、管子彰等皆与孙存周交厚，盛赞有加。孙存周在外数年，经常隐其真实姓名造访各地名家，常问日：“当今中国拳术家谁为至高至妙者？”所遇者若答：“活猴孙禄”（孙禄堂先生绰号），则相安无事。如若不是，孙存周必以比试相见，竞每操左卷。1918年，孙存周返回北京，对父亲谈及其近六年来游历见闻。孙禄堂先生训日：“凡求道艺者务要虚心，虚心则心明，心明则性真。有若无，实若虚，远浮名。凡遇有一技之长者，无论其功夫高低皆要拜为师友，虚心求教，海纳百川，故其深不可测。艺无止境，岂有至高至妙之说？”并劝孙存周黄包袱就不要再背了。当年，武林中人背黄包袱出游，便有自诩天下第一之意，同道见到背黄包袱的如若提出比武，背黄包袱者是不能推脱的，而且在比武中被人打死，是不能诉讼刑律的。一般背黄包袱者，没有能背过一年的，不是被人打死，就是因为如此闯荡江湖太过危险而放弃。黄包袱能背到三年就是天下无人不敬的大英雄了。孙存周自1912年出门，背着黄包袱在江湖上闯荡了近6年，直到又背着黄包袱回到北京，心中颇为得意，以为天下英雄无出其右。原以为父亲对自己也一定会刮目相看，孙禄堂先生也看出儿子的心思，于是让儿子出手相试，结果没想到，孙存周在父亲面前根本出不了手，出手即跌。孙禄堂先生对儿子说：“你把这个包儿还是撂在家里吧。”通过每日与父亲试手，方知自己的功夫仍旧相差甚远，遂留在北京继续深造家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孙存周逐渐明白了道艺无名的道理，于是拳术境界又上了一层。

1918年秋，乃父入住总统府后，孙存周再次返回南方，时其三弟务滋也已在太仓中学任教，教授拳术及英文。孙存周回到南方后，仍是半月在杭州、半月在上海教授拳学。应上海武技研究社之邀，每月抽m数日与务滋去上海武技研究社教授社中教员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等家传武学。该社社长为吴佩孚的参谋长张其煌，社中教员有肖格清、刘金阁、褚桂亭、高振东等。这样兄弟二人每月相会一次，共同研究孙氏拳学，相互启发，技艺更加精纯。

1922年夏，孙务滋在太仓中学教授高低杠时，因杠子突然折断，锈螺丝扎入肋骨中，由此感染破伤风，不治身亡。务滋的去世，使孙存．周极为悲痛，这不仅因为二人是同胞兄弟，而且二人自幼就最要好，常在一起练拳，孙存周也因此失去了一位可以相互启发的学伴。尤其是孙务滋的文化程度较高，在中西学方面均受过较系统的教育。因此，孙务滋的早逝，对孙氏武学的继承与发展，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1923年4月，马良等在沪上举行“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孙存周亦前去观摩。本次大会有武术名家十八家之说，这十八家基本代表了当时古典武艺的传承水平。通过观摩、比较、切磋，孙存周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父亲孙禄堂先生所建立的道艺武学的宏深与正确。仅就技术体系而论，孙氏道艺拳学是对古典武艺全面的革新与升华，特别是其技击技术的体系合乎生理机能的构造，十分考究技击中身体机能运用的合理性，并使之成为自然，因此能够完善人的良知良能。故在技击对抗中能充分利用人体潜能，超乎于实力。从这时起，孙存周已开始注意研究、总结道艺武学的训练规律，并使之简明精确。

1924年某日，孙存周在与其盟兄弟打台球时，戴着水晶眼镜的他，坐在一旁看报，有朋友进来招呼他，他下意识的一回头，恰巧这时李霄禾的球杆脱手，两者相碰，打碎了孙存周的眼镜，伤及左目，导致失明。孙存周说：“你这一杆打退了我五百年道行。”虽为戏言，但孙存周确实也一度在拳术上萌生退意，心灰意懒，对外称不练拳了。然而，一则孙存周从心里仍旧爱好拳术，二则又有朋友鼓励，郑佐平等人就常去开导他。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孙存周信心渐增。此后，练拳更为刻苦，技艺渐臻化境。

1918年，孙存周在郑佐平处认识叶大密，因志趣相投，便与叶大密结为盟友。叶大密号伯龄，时任25师的团参谋长，在拳术上是田兆麟的弟子。叶大密也知道孙存周身怀绝艺，因此经常向孙存周请教拳术。孙存周授以孙家形意拳，并告诫叶大密要相互融合而不要效仿，使之技艺大进。叶大密晚年曾对弟子金仁霖讲述自己叶派武学的三大来源：田兆麟系的杨式太极拳架，孙存周传授的散手劲意，李景林传授的武当剑。金仁霖介绍说：“伯龄先生的拳，是孙家拳的劲意，杨式太极拳的技术，以及由李景林武当剑悟出的用法，融会贯通，自成一格。”金仁霖又说：“叶大密老师认为，孙家拳的劲是各派拳术中最锐利的，整透灵的特点极为突出，当你还没有什么感觉时，你里面已经受伤了。杨式太极拳的手法非常丰富，无论是化是发都很巧妙，尤其在推手方面有很系统的训练方法。李景林先生的武当剑是非常实用的剑法，对拳术的运用也很有启发。”1926年，叶大密在上海成立武当太极拳社，开始一段时间孙存周不太放心，怕叶大密支撑不住，因此孙存周每天都来叶大密的拳社为其“镇社”。开始也确实经常有人来社中切磋，叶大密都能稳操胜券，但是由于来者水平不高，所以孙存周还是不太放心叶大密。一天，上海滩有名的拳师刘高升来访，叶大密与刘高升交手切磋，叶大密能从容应对，不落下风，使刘高升非常佩服。孙存周说：“这回我放心了。”因为刘高升在上海武术界有很大影响，这次切磋无形中就使叶大密在上海武术界站住了脚。叶大密在武术上很有灵气，而孙存周对朋友的真诚也可见一斑。

1927年，北伐军进驻上海，各派武林高手也随之纷纷涌入上海，上海的武术日趋繁荣。当时，上海的许多著名拳术家都是孙存周的同门师兄弟，诸如陈微明、肖格清、靳云亭、章启东等，他们曾劝孙存周开立山门公开传授孙氏拳学。但是孙存周恪守父训：“孙氏拳只传有道缘者，绝不滥传。”因此，虽然孙氏太极拳的传人进入上海最早，但却最不普及，这是孙家与其它各家所遵从的传承原则不同。那时，孙存周在上海未收正式的徒弟，除了自己练拳，就是教授友人或对几位盟兄弟的拳术做些指导。除了叶大密外，肖格清也常得到孙存周的指点。肖格清的八卦掌非常出色，走转起来行如奔马，劲力也非常浑厚。当时，上海常举行武术表演，每次大都是以肖格清的八卦掌为大轴。擅长形意拳并以力大、手快而称著的高振东对肖格清的八卦掌也很赞佩，并跟随他练了一个时期的八卦掌。

1928年4月，孙禄堂先生受张之江、李景林之聘，去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担任武当门长，从天津乘船途经上海，受到上海武术界的热烈欢迎，新闻报纸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随行人员还有朱国祯、李玉琳、杨世垣等，都是孙门的师兄弟。5月7日，孙存周陪父亲去了南京。当时，中央国术馆还叫作中央国术研究馆，馆内设少林、武当两门，门下设科。孙禄堂先生到馆后，在与张之江研究制订教学大纲时，与张之江先生产生意见分歧，此外孙先生也不满意这里的人事环境，来后不久就提出辞职。李烈钧、张之江、钮永键、李景林等苦留不住。于是，议定另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聘请孙禄堂先生去主持教务。同时，上海俭德会也力邀孙禄堂先生去讲学。1928年6月1日成立筹备江苏省国术分馆的董事会。6月27日，江苏省国术分馆正式成立，馆长是江苏省主席钮永键。7月1日，聘孙禄堂先生担任教务主任，以后又被聘为副馆长，实际主持江苏国术馆工作。由于孙存周的功夫给李景林等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孙禄堂先生提出辞呈后，李烈钧、李景林等就曾力邀孙存周接替父亲担任中央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长一职，孙存周力辞不受。随着孙禄堂父子和李玉琳先生的离馆，这时中央国术馆将面临缺少教授形意拳的教师，于是馆方请孙禄堂先生推荐一位教形意拳的教师来后再走。孙禄堂先生根据当时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先生对教师的衡量标准，要自己在上海的弟子高振东来任教。于是，孙禄堂让孙存周、李玉琳回上海时把高振东请到中央国术馆担任形意拳教习，以弥补馆内形意拳教师的空缺。不久，发生少林、武当两门比武事件，馆内矛盾更趋激化，于是高振东在中央国术馆没呆多久也走了。1929年，中央国术馆终于取消少林、武当两门，改为教务处，由朱国福担任处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