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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我的大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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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弘洵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纪念日,在此举国纪念的时刻,我想起了周总理与我大师伯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他自小立志,在中学时代就有着一股不畏强暴的奋斗精神。

    1915年前后,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叫周翔宇)正在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就读。此时已投身于召唤民众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1914年3月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不久又组织“觉悟社”,此时的周总理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在紧张地学习、工作之余,刻苦锻炼身体,于是拜当时名扬京津一带的武术老师——韩慕侠(金鳙)为师学习中国传统国术(韩慕侠是老师姜容樵的师兄,我称大师伯)。韩慕侠先生以教授武术为生,除在南开学校任武术教师,并在自己家附近河北区宇纬路开设武术馆并收徒教习,他最擅长的是形意拳、八卦掌和器械。周翔宇(周总理)结识韩先生后并确立师徒关系。除在学校练习外,还在课余时间赶到武术馆“学艺”。主要学练形意拳、八卦掌。据我老师回忆,韩先生一提到学生周翔宇就翘起大拇指,称赞不已。翔宇人品和学识都是超群的,他的聪慧与努力都令人敬佩。

    韩先生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夏天,翔宇赶到专馆来时,总头戴草帽,身穿夏布大褂。他一进门见了五岁的韩小侠(韩慕侠女儿)总会亲昵地把她高高举起,有次还笑着说:“你长个个儿,我长个劲儿”。他学拳时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武术作为一门传统技艺,在传授中它最重要的是基本功,基本功是否扎实很关键。形意拳、八卦掌的功法就是最基础的三体式步桩功,主要练内气整体劲,所有架式和动作都要正确,符合劲路的要求才能应运自如,一般人都小看这个不起眼的站桩基本功和三体式步桩功,而翔宇当时就与众不同,他严格按照先生提出的要求去做。在韩先生悉心指点下,他不厌其烦,反复练习,直到韩先生认为满意为止,因而在技击上很有一手。同时,通过学武术,师徒关系与日俱进,情谊更是密切。在习武之余,他俩还研讨武术强身健体,自卫技击中种种与做人相通的道理。师徒俩在一起渐渐成为无话不说、无事不议、促膝谈心的朋友,他们一起谈论国事、家事、天下事。此时翔宇年纪虽小,但很能说理,他的见识常常使老师连连称道“有理!有理!快哉!快哉!”。师徒俩关系亲密无间。

    有次在闲谈中,韩先生说起自己所从师九位,都是可敬可佩的老师,而自己连个堂名还没有,周翔宇就按韩先生的想法,稍稍想了想,灵机一动,脱口而出,称可用堂名“韩九师堂”,韩先生欣然采纳,从此他的专馆便称之为“韩九师堂”。韩先生逝世后,在墓地也立着“韩九师堂”石碑。

    1917年,周翔宇为了革命东渡日本,在繁忙从事革命活动时,还念念不忘师徒之情,寄给韩先生一帧在日本时自己的照片。同样,韩先生也寄赠在日本的周翔宇一张武术照以示思念之情。韩先生曾对我老师讲到:“翔宇(周恩来同志)年小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这是出自韩先生肺腑之言,可见其对翔宇是何等敬重和钟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赞扬周总理年轻时期的英雄老师所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十一块金牌》,剧中主人公“钟英杰”塑造的人物就是以我国著名武术家韩慕侠为原型。后来的彩色故事片《武林志》中“东方旭”的原型人物也讲的是韩慕侠(金镛)的故事,讲他用八卦掌轻而易举击败了四十六国无敌手的俄国大力士“康泰尔”。由此,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

    当年,大师伯韩慕侠与俄国大力士比武的经过是这样的。1918年,俄国大力士康泰尔遍历欧美四十六国,角力皆胜,自称“环球第一大力士”。是年秋高,他来到中国,把中国作为他荣归故里的最后一站。当时,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辱称为“东亚病夫”,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与蔑视。不可一世的康泰尔来到中国后,更不把我们的武术家放在眼里,他说:“鄙人虽远隔万里,捻知贵国事事都有名无实,警察厅所以保民则反扰民,军队所以卫国则反乱国,官僚所以敷政治而散瘟灾……总之,贵国之事,无一名实相符者,鄙人因此以为贵国之事,率皆虎皮麟楦,徒有其形,虽武士会亦必如其他各物。似磨砺以须,不过银样蜡枪头而已”(康泰尔致天津中华武士会书)。于是,康泰尔定于1918年9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现在中央公园)的五色土摆擂台,名为“万国赛武大会”。康泰尔把他游历各国得到的十一面金牌全部拿出来,声称谁能胜他,便能从他手中取得奖牌一面。1918年9月14日,北京《顺天时报》都在头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次比武广告,广告上写着“本会预备小金牌十座,请看鹿死谁手,当知二十世纪享世界无敌大力士之盛名者固属谁氏。”

    当时,北京比武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中华武士会的武士个个摩拳擦掌,众武士由七十多岁的李存义会长率领赴京参赛,韩慕侠也在其中。韩慕侠在1919年的《万言书》写道:“去岁,北平中山公园开万国赛武大会,中华武士会邀侠往,侠虽不欲闻其事,奈事关国体,义不容辞,遂允与往赛”。当年大师伯时年四十有二,天津的众武士到京后,共推举了四位参赛。1918年9月18日天津《益世报》写道,“王俊臣,李剑秋,张远斋,韩慕侠,四人最精,被公推为角赛领袖”。但是临近赛期,康泰尔忽然反悔,与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狼狈为奸,对角赛横加拦阻,强行将比赛改为演武。关于警厅不准武士会四位比武之事,1918年9月16日北京《顺天时报》有记载:“天津中华武士会此次应万国赛武大会之招,到京参与原拟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君比赛为我国武术大放光明,不意临时突奉警察总监之念,谓中华武士到京与赛,热诚爱国之志甚可嘉,但比赛武力势必不能相让,空有生命之虞,故许改为演武。”此时韩慕侠与李存义、张占魁等人不顾警厅拦阻,毅然前往康泰尔下榻的六国饭店面会康泰尔,进行应战。金警钟著的《国术名人录》详细地记述了韩慕侠击败康泰尔的经过:“……易比武为赛武大会斯韩正寓京,以不能发挥所长为国争荣气愤填胸,皆乃师张占魁、李存义等抵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拜访康泰尔,语言不合,遂交手,未及三合,韩卖个破绽,用虎形一突,哗啦一声,康已仆于丈外,真如半壁墙坍者然,良久始起,康泰尔虽已服输,韩气盛,意欲再较,非比十一次不已。缘比武大会铸有金牌十一面,凡能胜一次者,即赠一面。康泰尔畏极,已决不敢再较。当时令康泰尔将世界第一大力士标榜撤销。”韩慕侠击败康泰尔的第二天的情况,《国术名人录》亦有记载:“康泰尔自认中华武术高妙,可称世界第一,为全球之冠。临会期,康泰尔不敢登台,被众所迫,只得登场。斯时正值韩在台下,见康登台一跃而上。泰尔见韩至,惊甚,假题而遁。”1918年9月16日北京《顺天日报》亦这样报道:“……并转述俄国大力士之意,谓久佩中国武术之精,不须比赛,亦早已心服之。”这天,天津中华武士会二十多人次在擂台上进行了表演,韩慕侠表演了四把拳,后与张世广表演了徒手夺双刀。北京9月16日《晨钟报》报道:“又有一中国武士以空拳夺双刀,因台上地窄,不敷施展之故,虽未夺得,尔其武技甚佳。康力士观之大为咋舌。”后经韩慕侠大师伯对我老师说直情,“康力士力气虽然比我大四倍,而我的迅速比他快五倍,他又怎能不被我所败呢!”

    事后,大师伯韩慕侠把击败康泰尔赢得的十一面金牌全部交给了天津中华武士会。郭登翰为此赠给的插屏是这样写的:康君达人故未再角,奖章全数让与先生。先生授尔献于天津武士会,作为永久纪念。可见先生之争非为一己荣誉之争,实为天津武士会名誉之争,亦即为我中华民族国粹之争也。戊午冬十月,天津武士会以大奖章归先生,旌有功也。”韩慕侠在1919年上的《万言书》中这样写道:“不意以世界著名之康大力士竞应拳尔靡,侠乃应得大金牌一面,其余十面小金牌存在中华武士会中,以后有与外人较胜,以此奖之。”

    康泰尔被韩慕侠击败后,在返回俄国前夕,偕夫人专程赴天津拜访韩慕侠。康泰尔找到天津中华武士会,当时韩不在,被拒之门外。就在离开天津时写了封书信给天津中华武士会,信中说道:“与贵国伟人相比较,初不意贵会诸君皆能求实认真,高出他界远甚,鄙人佩服之,恭敬之,故甘心退让,成诸君美誉,以稍增贵国光也。”天津中华武士会把康泰尔的信披露在1918年9月29日天津《益世报》上。

    韩慕侠击败康泰尔,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事关国体,义不容辞。”在上世纪前半叶,这一场武术比赛,大张了民族志气。这件震惊世界的事,也可以说是大师伯受了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周总理年轻时的报国志向,对习武为生的大师伯在思想和人生观上无疑起到了点拨与感化作用。

    (责任编辑乔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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