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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为红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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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幼喜武之故,我和杨宝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因陕西省、西安市武术协会的工作,尤其是编写《红拳》一书,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一、身手不凡的大练家

    由于编撰、录制动作的需要,杨宝生亲自练了一套红拳的母子拳——铁靠子九拳。六十多岁的老人,动作矫健有力,舒展大方,干净利落,潇洒自如,把个九拳的雄健绵细、路径开阔、闪展巧击、技法多变,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拍手叫绝。
    三代铁路世家的杨宝生,12岁读“铁小”时开始练武。1950年,他家居西安城内西八路“六合新村铁路大院”,去毗邻的“革命公园”玩耍时,常看到“革命亭”旁边,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大汉给几个人教动作。出于好奇,杨宝生也跟在后边认真地比比画画。这位大汉老师似乎看出了这个穿着大筒裤的小孩的悟性,于是走到他跟前问:“想学吗?”不到4尺高、家境贫寒、姊妹多的杨宝生,从小就知道父母为他们兄弟姊妹上学交学费之难。一听个“学”字,即脱口而出:“要钱不?”“不要”。小宝生高兴而坚定地回答:“学!”从此,杨宝生就“改写”了铁路世家之“户”,进了武术行当之“门”。这一“进”,就是50余年。这位大汉老师,就是1954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表演,并受到亲切接见的武术名家张桐。利用放学间隙和假期,杨宝生在张桐老师那里学了近三年。张老师很喜欢这位悟性高,肯动脑,年龄最小的小徒弟。小宝生每天天不亮起床,先到“革命公园”去练,然后再去上学。练基本功很苦,踢腿、拔筋、站桩,腿脚经常伤痕不断,汗水也没少流,穿着哥哥们退下来的大鞋,踢腿时,多次摔得仰面朝天,爬起来,咬着牙再练。在张老师那里,杨宝生学了小八势、洪拳、六合拳、八极拳、形意拳、行龙剑、武当剑、六合刀等拳械套路,为他以后的红拳之路铺下了坚实的武功墓础。
    一个偶然机会,杨宝生在咸阳三哥那里练拳,被人介绍到咸阳渭城湾红拳名师李万福那里。李老师很看好杨宝生所练的拳械,收他为徒。自此,杨宝生在李万福门下,开始了他的红拳生涯。那是1953年的夏天。李万福是中国武术红拳流派的近代大师,曾帅从清代中期红拳泰斗——关中“三三”(三原鹞子高三、临潼黑虎邢三、潼关饿虎苏三)之一的黑虎邢三。杨宝生在李万福老师的弟子中,仍然是最小的一个。进入古稀之年的李万福老师把杨宝生作为“关门弟子”,给他“偏吃偏喝,待遇非凡”。可是当时杨宝生却没有感到任何“优越”,在他的印象中,师父除了让他基本功照练外,总是让他一遍又一遍、一套又一套地练“九拳”。后来他才知道九拳是红拳的母拳,九为极数,九组连手,九拳乃拳中之根本与精华,系最高最深之拳种,红拳拳系的不少套路由此派生与衍化而来。杨宝生在李万福门下学了十多路九拳,几乎是九拳的全部套路后,才开始其他拳械的习练。就这样,杨宝生师从李万福老师整整十二年。
    1958年,参加省武术比赛后,杨宝生被选拔到省武术集训队,次年代表陕西参加了全国第一届运动会,获得团体总分第六名。在1963年全国武术运动会上,他又获得了个人剑术第五名,成为省武术队男子获得全国优秀名次的队员。1965年在武汉体育学院参加了全国教练员训练班后,他担任陕西省武术队助理教练。1971~1973年曾任陕西省武术队教练,其间参加全国性武术比赛,名列前茅。
    1965年李万福先生下世后,他先后师从温敬铭、刘玉华教授,学习了太极、八卦掌、翻子、绵拳、昆吾对刺剑、罗氏六合枪法和武术教育教学法,并从安徽碭山胡敬璋学得苌氏双股飞腾剑法,从南京王风岗学得八仙剑法,从长春袁庆春学得霍殿阁八极金刚八势,从云南沙国政学得祁家通背六路串珠,从兰州邸世礼、罗文源、陈万智学得琵琶条子、绨袍剑、扭丝棍、八谱条子,从山东周永祥学得螳螂八肘,从马颖达、马贤达学得劈挂鞭杆。

    二、挖掘整理的有心人

    1978年杨宝生四十岁那年,考取了武汉体育学院我国首批武术硕士研究生。过去是师父门下年龄最小的一个,而今是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一名。杨宝生没有辜负领导和大家的期望,经过三年努力,于1981年毕业,他的论文选题是《红拳初探》。一个练举娃,戴上了硕士帽。“武体”留他做武术教师和总教练。在带队参加1991年全国武术甲级锦标赛时,他把挖掘整理来的红拳拳械技艺,合理地融入竞赛套路中,如给队员把单头棍的“黄英鸟照坡”和“二龙争珠”传统红拳棍法编入比赛自选套路之中,获得了前五名的优秀成绩。20世纪90年代初,他先后为“武体”和“西体”带队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获得“四金”和“团体第三名并进入甲级队行列”的优异成绩,开了两院获金牌之先河。
    杨宝生勤于动脑、动腿和动笔。他考究红拳发展史,从《秦汉史》中悟出强烈的尚武精神,撰写出《红拳文化史篇》。
    在四川自贡考证,他撰写出了《鹞子(高三)入川记》;到陕西凤翔调研,他撰写了《师宝龙功法的传承》;去甘肃天水考察,拜访老拳师黄宝珊,他撰写了《红拳西传》;赴河南洛阳调查,拜访老拳师杨凤中,他撰写了《红拳东传》……
    在杨宝生的“红拳随笔”中记有:李万福老师的“阴手棍”来源于清末满人八旗兵的武术教习“宋结子”(山东人)。为了搞清阴手棍的渊源、技法和三种套路,他做了大量调查,了解到一种是河北阴手棍在陕西泾阳,一种是六祖阴手棍在陕西高陵。他从师兄李朝泰那里打听到西安以北的泾阳仪祉农校的崔老师那里有河北阴手棍,第二天便步行去泾阳,经草滩30里走到渭河边,当时花一毛钱乘船摆渡到对岸,顺着铁路边再走五六里羊肠小道,打听到崇文镇北花庄,才找到崔老师。看到崔老师的阴手棍在技法和套路结构上与李老师的阴手棍有不同之处;为了进一步弄清套路结构上有无重复组合及重复组合的次数等具体问题,杨宝生又去了过第二次、第三次。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返回摆渡时,连一毛钱都没有了,在身上摸来摸去只摸到一斤四两粮票给了船夫,好说歹说,才上了船。下船后拖着疲惫的双腿一路走回。今天,杨宝生虽然把此事当作笑话,我们却能看出他挖掘、整理红拳的执著与艰辛。
    后来他又打听到高陵聂冯村,有个民间雕塑家戴鹤亭老拳师,他就很快去登门拜访,弄清了六祖阴手棍(也叫无形阴手棍)在技法和套路结构上的差异(与李万福老师所传相近,中间组合有变化)。
    棍为百艺之祖。东枪西棍,南拳北腿。杨宝生对流传于晋、秦、陇等地的鞭杆、条子、母子、壳子、天启等棍棒总称为“西棍”的挖掘尤感兴趣。为弄清西棍的几大体系,他多次赴甘肃临夏、甘南、秦安走访拳师,查阅文献,搜集棍谱。他多次去甘肃临夏,拜见天启棍名师方义山、李静                                                    
                                                                                 悟、沈云清、魏廷烈、侯尚达。对天启棍的棍名、源流、内容、风格特点及在临夏得以长期流传的原因进行了专访和探讨。1983年9月《人民日报》以《体育院校是一支挖整传统武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题,专门报导了杨宝生赴临夏、甘南挖整天启棍的事迹。在原总结西棍单头、双头、阴手三大体系的基础上,他又充实归纳为四大体系,即:关中母子棍(16母单头,24母双头);秦安壳子棍(双头);河州天启棍(双头);秦冀阴手棍(双头)。
    为挖掘优秀棍套流派,三年前已64岁的杨宝生又一次赴岷县、甘南、迭部,踏荆棘,爬岷山,到甘肃与四川交界的腊子岭下的岷县拜访“十绝棍”名师罗炳章。杨宝生以武术事业为己任,退而不休,担任西安市武术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武术协会挖整办副主任,为挖掘整理红拳、宣传红拳夜以继日。
    十年前在他师父李万福的家乡成立了“陕西咸阳地区红拳研究会”,他兼任会长,集科研、挖整、习练为一体,每月的周日活动一次,为红拳科研做着默默无闻的扎实工作。《中华武术》《武林》《武当》等武术刊物常可见到他们的武术科研文章。1996年,杨宝生在西安电视台,以主讲、撰稿人的身份,在《习武园》栏目主讲了发源于关中地区的红拳,共48讲,前后达一年之久。以历史渊源、内容、特点、功法、理论,作了前所未有地宣传,在武术界影响甚大。
    杨宝生已整理发表的著作有《红拳探讨》《少林武术》《红拳宗师高占魁》《秦汉兵技史略》《中国传统擒拿三十六势》《红拳雀地龙势法释义》等。

    三、红拳拳系的创建者

    杨宝生潜心红拳文化内涵的钻研,在“红拳拳系(红拳自成体系)”“一系七拳”“盘法势理”“红洪之异”“红拳拳史”“红拳宗师高三”等红拳重大课题独到见解,深刻解析并提炼了红拳的精髓——八法(撑、斩、勾、挂、缠、拦、沾、挎)及三十六势法并七字歌言,构建厂红拳拳系较为系统的理论。
    自戚继光《纪效新书》首次出现“红拳”拳种名词后至现代,对红拳的内容分类,均未理顺成章目,或散碎无类,或归属少林拳种。杨宝生在其《红拳探讨》一文中,首次较完整地归纳了红拳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历史发展,据理提出“一系七拳”之沦说。一系,即红拳拳系,七拳,指红拳拳系的七个拳种,即九拳、红拳(包括大小红拳、二路红拳、关西红拳、关东红奉等)、通背拳、子(猴)拳、炮拳、醉拳、花拳。“一系七拳”囊括了红拳所有拳种类别,涵盖了红拳风格特点,从红拳的空间方位、打法功能、劲力姿势等方面,予以归纳。
    拳法流派繁多,虽有百川一源,直传再传,亦有同化旁出新生之别。出现“红拳”“洪拳”实为不相统属的两个拳种。杨宝生对“红”“洪”之异做了明细的鉴别。从中国武术发展史看,红拳见渚文字最早的出自(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的《拳经摘要篇》,如“雀地龙下盘腿法,前揭起后进红拳”“踢膝滚躜上面,急回步颠短红拳”等处,最早地、直接地出现“红拳”二字。戚氏三十二势长拳套路中,亦明确无误地记载了红拳的三个势法(雀地龙、指档势和兽头势)。清代《清稗类钞》亦提及到大小红拳和关西红拳。此考证说明,明清籍载有“红”,而无“洪”,“红”在“洪”之前无疑。杨宝生查证《国技略论》“以红拳亦洪拳”传误尔。杨宝生研究了“红”拳均有雀地龙势,而“洪”拳则无;“红”拳以二路红为主,而“洪”拳以四趟洪为主;“红”拳打法以撑斩为母,而“洪”拳以风摆荷叶掌为母。故“红”“洪”绝非相同。
    杨宝生在红拳实践上风采独特,在文化素养上古文功底深厚,在红拳文化理论研究上称得上有所建树。虽年近古稀,为解决和弄清红拳的若干理论问题,他仍然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责任编辑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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