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秀峰》

大约是1984年吧，从孟村传来一个消息，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要给吴秀嘞拍一部电影。当时，吴爷在津的徒子徒孙们听了，无不惊喜不已，好似天上掉下来一堆金子。
那阵子，武术正“发着高烧”呢，吴老爷子正从“练武术的”变成“武术家”呢。饶是如此，大家仍没有想到老爷子是这么大的腕儿。那会儿，能让天津百姓叫出名儿的武者是韩慕侠、霍元甲和大刀王五。而在武术界，名声最响的是吴秀峰和韩慕侠的老师张占魁(赵道新因长年隐居，故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为天津武术界所知)。韩慕侠迅速走红的原因没什么复杂的：他教过周恩来形意拳。当时，报纸、杂志上老提这事儿。
以韩慕侠声名之隆，尚未获得拍电影的殊荣，吴爷竟抢了先，且片名就叫《吴秀峰》(也有人说，为避免有给个人作传之嫌，片名定为《吴寿峰》)。吴爷的台面儿也太大了，不用说，大家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这部电影快点开拍，快点上演。
从功利的角度讲，这部片子对吴秀峰和八极拳的传播堪称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旦电影公映，吴秀峰与八极拳将一举突破狭小的武术圈子，名声飞进大江南北的寻常百姓家，其前景不可限量(二十年前，电影是大众最主要的娱乐消遣手段，电影院场场满座)。无奈，操作此事的人，不知是否由于缺乏远见；竟使八极拳与此机遇擦肩而过于。如今再把电影搞出来，时机不对了，现在还有几个人进电影院!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已知道，电影尚未开拍即告流产，让大家空欢喜一场，心里凉凉的。

武术家的尴尬

提起流产的《吴秀峰》给八极拳门造成的心里影响，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一个“社会现象”：在武术界，不管你是多大的腕儿，也不会因为武功高强成为孔令辉、聂卫平这样的大众名人。社会地位或高工资呢，更是谈不上。
李洛能、董海川、杨露禅、王芗斋等人，他们的确是一派拳学的创始人，但这只限于武术界，在其他人眼里，他们算不上声名显赫。虽然武学大师们的名声在武术界里震得入耳朵嗡嗡响，即使投到达官显贵的门下，人家也只把他们当清客。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文化里，从来没给武术空出一张席位。武术别说在儒家经典面前是下九流，跟等而下之的诗、书、棋、画、医都无法比肩。明朝那个画画的徐渭，混得够惨了吧，跟要饭的差不多了，可他的画和诗文都有留传，且有袁宏道等名家的评传存世。各朝各代的武者，该不会比画画的人少。可在典籍(哪怕是野史)上，能见着姓名的有几人!即便偶尔有人得此幸运，可有哪本书上载明其武功的练法拳理了吗?有人认为，古时文武两家互不往来，徐渭要是练武术的，袁宏道照样不会给他做传做评。这话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更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乃“文”治国家，只有遇上战乱，“武”才有价值，而且此“武”更多的是指军事，并非战将、士兵运用的搏杀之技。即使指战场武技，也将武术家那种细腻的、象牙塔式的、十年八年不出门的“学问拳”排斥在外。一部《纪效新书》再明白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中看不中用——古代军事家的这种盖棺定论，对武术的打击又是致命的。咱们都知道，中国人有重“实用”的思维倾向，看某一事物，不理会它“好不好”，只估量它“有用没用”。如果你不曾注意这一现象，请审视历史上的中国，其理论科学的极不发达与实用技术的穷精极巧之间的强烈反差。造成此反差的原因就是理论科学没有用(在刚出现时)，难以指导农、工、艺、商。
武术就尴尬到这种地步，它既被文人看不起，又不能到战场上扬眉吐气，你说它凭什么去登大雅之堂!所以，流浪江湖的武师们，又能找到什么好事由!论地位，他们实在比摆摊算卦的高不到哪儿去。
奇妙的是，武术在民间格斗中又是有用的。所以，李景林等军阀好习武术，才把武林人士招去喝酒吃饭；而当年“蒋委员长”看中了武术，曾命令各省军政大员在训练武装力量时“将国术一项列为主要术科”，又建立专门从事逮捕、屠杀的“四路指挥部”、“国术大队”(见1981年版《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一书)。于是，我们熟悉的那些“大师”们才有了用武之地——为国民党政府培养武装骨干(可叹赵道新先生屡屡上书，为武术的前途呼号。但他不明白，人家“项庄舞剑”，意不在此)。
道理换到市井百姓群里也如此，武术能保命，能给人带来自尊。所以，连个正式事由都没有的吴秀峰才被一大群各色青年追随不舍。
而1984年那会儿，因为武术出人意料地热起来，这位已死了快十年、生前在码头江过大个、沿街收过废品、退休时拿四十多块钱的吴秀峰“大师”，才被人们想起来，他有被挖掘出来宣传的价值啊!
同样是因为武术家一向的境遇，所以电影《吴秀峰》“事件”才给人们带来难以盲喻的惊喜与失落。至于那部电影讲了些什么，故事又有几成真实，反倒无人在意了。

《吴秀峰》与吴秀峰

据当年传闻，电影《吴秀峰》的主线是一个抗日的故事。说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天津，汉奸横行霸道。当时，吴秀峰的一个徒弟在天津市区北郊经营冰窖买卖。那会儿，此一行当的习俗是：是谁的买卖，晚上在冰窖上挂谁家的灯笼。不料，有一天出事了，冰窖的灯笼被一汉奸摘掉，换成了此汉奸的字号。这就是明目张胆地霸占产业了。吴爷的徒弟据理抗争，结果，该汉奸倚仗日本人的势力，把吴爷的徒弟打伤。吴爷闻听后义愤填膺，立马赶到冰窖，将汉奸一伙人一顿胖揍(此处当有不少于十分钟的武打戏好拍)。汉奸招来了日本宪兵，把吴爷捕了去。北平更高一级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司令长官耳闻吴秀峰乃中国民间大武术家，于是命令天津的下属把吴秀峰押送到北平。要说整个故事的最精彩处，当属押解吴秀峰赶赴北平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伙日本空手道高手(兴许还有玩柔道的)。这伙空手道高手也耳闻吴秀峰的大名，一场中日之间的大比武难以避免了。
那一刻，日本宪兵刺刀环逼，日本武士鄙睨斜视，气氛是没得说了，再笨的导演也知道怎么处理这一全剧高潮。于是，吴秀峰奋我中华武林神威，一人应对日本武士车轮大战，来一个灭一个，将之全部打翻在地。吴秀峰胜了，岂料日本人恼羞成怒，动了杀心……眼瞅着吴秀峰要成烈士，顺理成章地，抗日游击队及时赶到，经过一阵激烈枪战，救下吴秀峰。至此，全剧终。
电影《吴秀峰》的故事情节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杜撰，老实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对于以电影、小说等形式表现历史人物，我以为，虚构的部分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就算不错了。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哪里虚构?涉及到《吴秀峰》这部电影，身系武术的读者恐怕会说：只要吴秀峰痛打汉奸、与日本武士车轮大战这两件事不假，其它的故事尽可以编。但就是这两件事的真伪问题，像李小龙的死因，至今沉在湖底，谁想潜入水下寻根究底，反而会搅起泥沙，使眼前浑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了。
我也别复述当年打听来的各种说法了。当时，我的感觉是：吴秀峰打汉奸这事有可信度，车轮大战日本武士悬而难决。也有人说确有其事，并一口咬定。

小事更现真性情

如今，我对这两件事的真假，已不像当年那么感兴趣。受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影响，我更关注吴秀峰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以前两次在《精武》杂志上讲过，我老师跟少林名家谷凤鸣斗过一回。事后，谷先生想和我老师互相“换点东西”。我老师不敢擅自答应，跑去问吴秀峰的意思。当时，老爷子脖子一梗，回了我老师两个字：“不行!”我想，由类似的小事，去感受凭武术立足尘世的吴秀峰，能帮助我们更真切地触摸他内心的复杂性和生存态度。
当然，吴秀峰和我们一样，生活中遭遇的某些坎儿，不都是像甩出“不行”两个字这么容易。比如“文革”那会儿，河北工学院的“造反派”找到吴秀峰和我老师，请他们师徒俩去训练战斗队，报酬是每月吴秀峰六百元、我老师每月三百元。这事让吴秀峰很挠头，跟他们去吧，“武斗”打得那个凶劲，弄不好把命搭里头。当时的“武斗”人数从数十人至几千人不等。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文革”时，造反派的势力甚大。谷凤鸣先生就遭红卫兵小将抄过家，将刀枪剑棍砸的砸，扔的扔。若不跟他们去，身怀绝技的武术家在那场浩劫中，不啻飓风下的小草，硬顶强抗只能落个连根拔的下场。
不知吴秀峰用了什么招，他最终躲过了造反派的“邀请”(我老师当然也没去)。我不想用“大义凛然”、“义正词严”之类的辞藻形容他们师徒，拿这类字眼写武林掌故让人恶心。吴秀峰不是遇罗克、张志新，他没有为主义献出，陛命的打算。至于吴秀峰对“四人帮”掀起的政治混乱有什么清醒的认识，则更加谈不上，吴秀峰不具有遇、张二位的判断能力。
人的行为往往包含多重动机。吴秀峰也—样，他回绝造反派，很难讲仅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不管其考虑有多么复杂，我也不相信他要立志学一把张志新。不错，吴秀峰有大武功、大意志，可他又是多半辈子活在市井中的小人物。他当时已清楚，自己的命运不可改变。所以，他为生存而施展的心计，不可能跨越他所在的阶层。由此我想，从这类小事深入吴秀峰的内心，是否更能还原他市井平民的一面，同时也折射出武林人士曾经有过的生存艰难!限于篇幅，此文只得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