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肝义胆震山河

杨勇(1912～1983年)，湖南浏阳人。他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军团、师政治委员，而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他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也是中共中央第八届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勇武少年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美丽、富饶的浏阳河不仅养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还养育了无数革命先行者，他们从这片热土中走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杨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在浏阳河畔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浏阳县南乡清江村度过的。在清江村，杨勇的父母以开小饭铺度日。虽说是开饭铺，自己一家人也时常饿肚子。杨勇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刘氏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女，可贫困和疾病夺去了五个孩子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只有杨勇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其父杨贵蟾，早年曾参加“洪江会”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官府的追捕，他便携妻带子，搬到妻子的娘家——清江村居住。
杨贵蟾希望儿子将来有一番作为，便给儿子取名“杨世峻”，希望他有远大的前程，但村里人都习惯叫杨世峻的小名“统伢子”。
杨贵蟾有一身的好武艺，在参加“洪江会”农民起义时，曾率领农民军奋勇冲杀，令敌人闻风丧胆。经过一番考虑，杨贵蟾决定向儿子传授形意拳。
统伢子不到6岁，杨贵蟾就开始传授他形意拳的基本功。年幼的统伢子聪慧好学，练武非常起劲，虽然一天下来腰酸腿疼，但他仍然帮着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事。他不但做事认真，也从不偷懒。母亲乐得直夸他：“我的统伢子哟，从小就看得出，长大一定有大出息。”虽然杨家家境贫寒，但由于习武刻苦，整天吃不饱肚子又经常干活的统伢子，慢慢地长成了高大、宽肩膀、精力充沛的强壮少年。统伢子调皮、机警、聪慧，凡事爱问个究竟。尽管年幼，他却掌握了形意拳的基本功。
形意拳讲究五行、六合、七疾、八要之术，以身法为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特别强调“身如弯弓拳如箭”，所以说身法是形意拳之本。因此，心有灵犀的统伢子在身法上尤其下功夫，即使平时玩耍也不忘练习身法。所以，统伢子的灵巧在家乡是出了名的。
杨世峻9岁时，父亲带着全家搬回原籍文家市，继续开小饭铺维持生计。由于两个哥哥都已成家立业，日子稍微过得舒服一些，有远见的杨贵蟾就送杨世峻去村子里的储才小学读书。面对知识的新天地，杨世峻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无论语文、算术、历史，他都非常喜欢。由于有武术底子，杨世峻尤其偏爱体育，高大的身材占尽优势，赛跑、踢球……哪一门都是他的强项，常常在比赛中夺得第一名。没有多久，他自然而然就成了同学们的“孩子王”。他们经常自编自导，不是玩“捉土匪”的游戏，就是与“敌军”对打，最后获胜的总是杨世峻这一组。
1926年，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军阀吴佩孚、赵恒惕溃不成军，各路军阀分崩离析，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在长沙先后成立，革命的火种迅速在湖南各县播撒。文忠肝义胆震山河——杨勇上将与武术(上)文龙  杨勇(1912～1983年)，湖南浏阳人。他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军团、师政治委员，而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他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也是中共中央第八届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勇武少年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美丽、富饶的浏阳河不仅养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还养育了无数革命先行者，他们从这片热土中走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杨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在浏阳河畔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浏阳县南乡清江村度过的。在清江村，杨勇的父母以开小饭铺度日。虽说是开饭铺，自己一家人也时常饿肚子。杨勇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刘氏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女，可贫困和疾病夺去了五个孩子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只有杨勇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其父杨贵蟾，早年曾参加“洪江会”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官府的追捕，他便携妻带子，搬到妻子的娘家——清江村居住。
杨贵蟾希望儿子将来有一番作为，便给儿子取名“杨世峻”，希望他有远大的前程，但村里人都习惯叫杨世峻的小名“统伢子”。
杨贵蟾有一身的好武艺，在参加“洪江会”农民起义时，曾率领农民军奋勇冲杀，令敌人闻风丧胆。经过一番考虑，杨贵蟾决定向儿子传授形意拳。
统伢子不到6岁，杨贵蟾就开始传授他形意拳的基本功。年幼的统伢子聪慧好学，练武非常起劲，虽然一天下来腰酸腿疼，但他仍然帮着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事。他不但做事认真，也从不偷懒。母亲乐得直夸他：“我的统伢子哟，从小就看得出，长大一定有大出息。”虽然杨家家境贫寒，但由于习武刻苦，整天吃不饱肚子又经常干活的统伢子，慢慢地长成了高大、宽肩膀、精力充沛的强壮少年。统伢子调皮、机警、聪慧，凡事爱问个究竟。尽管年幼，他却掌握了形意拳的基本功。
形意拳讲究五行、六合、七疾、八要之术，以身法为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特别强调“身如弯弓拳如箭”，所以说身法是形意拳之本。因此，心有灵犀的统伢子在身法上尤其下功夫，即使平时玩耍也不忘练习身法。所以，统伢子的灵巧在家乡是出了名的。
杨世峻9岁时，父亲带着全家搬回原籍文家市，继续开小饭铺维持生计。由于两个哥哥都已成家立业，日子稍微过得舒服一些，有远见的杨贵蟾就送杨世峻去村子里的储才小学读书。面对知识的新天地，杨世峻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无论语文、算术、历史，他都非常喜欢。由于有武术底子，杨世峻尤其偏爱体育，高大的身材占尽优势，赛跑、踢球……哪一门都是他的强项，常常在比赛中夺得第一名。没有多久，他自然而然就成了同学们的“孩子王”。他们经常自编自导，不是玩“捉土匪”的游戏，就是与“敌军”对打，最后获胜的总是杨世峻这一组。
1926年，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军阀吴佩孚、赵恒惕溃不成军，各路军阀分崩离析，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在长沙先后成立，革命的火种迅速在湖南各县播撒。文 家市的各种革命活动也搞得如火如茶，农会、工会、儿童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日益壮大，领导这些团体的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地下党组织公开后，党支部就设在杨世峻就读的里仁学校。里仁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就是教师陈世乔。杨世峻是学校的儿童团队长，耳濡目染，每天都接触到革命新思想，他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每天学习之余，就带着队员们穿梭在文家市的大街小巷，一边搞革命宣传，一边帮助大人们维护秩序。
儿童团团长杨世峻绝非浪得虚名。在一次农民自卫队捉拿土豪劣绅杨八斤时，他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杨八斤见他只是一个孩子，丝毫没放在心上，想三拳两脚就把他打发了。哪知杨世峻灵巧得很，任凭杨八斤怎样扑腾，就是沾不着这个毛孩子的一根汗毛。杨世峻看准时机，一个“进步炮拳”将这个恶霸打翻在地。赶来的农民自卫队队员见状，大加称赞，称杨世峻是勇武少年。
1930年冬，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成立随营学校，在浏阳招募青年学子，杨勇赶去报名参军，终于实现了当一名工农红军战士的夙愿。在随营学校，杨勇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自己的名字“世峻”改为单名“勇”字。红军扩编为红八军后，杨勇调到红八军政治部宣传队，担任分队长。
1933年10月，在绚口与敌人的一场殊死战斗中，身为红二师安远独立营连长的杨勇在身体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火线战斗，率领战士们给敌人以痛击。战斗最激烈时，敌我双方搅在一起，一个粗壮的敌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向杨勇猛刺。杨勇虽然一只胳膊受伤，但仍毫不畏惧，用另一只手一把抓住敌兵刺过来的步枪，飞起一脚踹在敌人小腹上，一把将枪夺了回来，然后单手持枪，刺死了惊慌失措的敌兵。一时，杨勇“单手夺枪”的绝技不胫而走，响彻前沿部队。
战斗结束后，杨勇荣获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受到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赏识。此后，杨勇因作战勇敢，升任红二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不久又升任红四师第十团政委。这时，杨勇刚满20岁。
铁骨豪情
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一军团第四师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身为红三军团师政治委员的杨勇改任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和团长李天佑率领的六八六团奉命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平型关，准备在此给日军当头狠狠一击。
1937年9月25日7时，敌人的步兵、骑兵进入我军的埋伏圈，战士们立刻开火，顿时将鬼子打得乱作一团。但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抢占公路北侧的有利地形——老爷庙，这是一块不宜埋伏的高地。仗一打响，我军也盯紧老爷庙。李天佑团长一眼看出敌人的企图，马上命令三营去夺回老爷庙。在昂扬的冲锋号中，杨勇一马当先，率领三营冲向老爷庙，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兵法云“狭路相逢勇者胜”，杨勇端着上刺刀的汉阳造，和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战在一起。
一名日军小队长手握军刀，连伤我军几名战士。杨勇见情势危急，立刻持枪冲了过去，用刺刀拨开砍向战士的战刀。日军小队长刀锋一转，向杨勇前胸砍来。杨勇施展出形意拳的身法，围着日军小队长团团转，弄得他眼花缭乱，气得哇哇怪叫。杨勇抓住时机，一个突刺，“噗”的一声，刺刀戳进了日军小队长的胸膛，溅起一团血雾……在杨勇的带领下，我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拿下老爷庙。
杨勇在实战中，越来越感觉到单兵素质的重要。于是，杨勇招收许多青年拳师参加八路军队伍，帮助训练战士。一日，几个青年拳师争论形意拳是不是岳飞创立的，最后闹到杨勇这里来决断。杨勇闻听，思索一会说：“依我从军的经历看，一名将军在戎马倥偬之际创立一套系统的拳法似乎不大可能。岳飞创立心意拳之说应为讹传。究其原因，无非是‘托英名以示拳贵’而已。翻阅史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民间结团集社、操办大事以至揭竿而起，大多假借神灵或圣人之名，如太平天国运动假借上帝之名、梁山好汉假借星宿下凡、二郎拳假借二郎神等，实在不足为怪。但不能否认，心意拳为岳飞所创之说，为其广泛传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青年拳师听了，都感到有道理，随即停止争吵。这些青年拳师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抗击日寇的侵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仅山西即有陈晓峰、胡殿基(化名杜子和)、史克让等多名在抗日队伍中担任要职的形意拳新秀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9年3月，杨勇率领六八六团刚到鲁西，鲁西人民便选派代表来见杨勇，请求他为民除害。原来，在樊坝一带盘踞着伪军头子刘玉胜，多年来，刘玉胜的部队横行鲁西平原，作恶多端，鱼肉百姓，鲁西人民苦不堪言。杨勇请示上级后，决定“吃掉”这伙伪军。                                                    
                                                 

伪军团长刘玉胜是个兵痞，早年自恃会两下拳脚，拉了一伙兄弟横行乡里，后来投靠了军阀韩复榘。日军侵入鲁西后，刘玉胜便投降了日寇。杨勇当机立断，在樊坝设伏，一举包围前去扫荡我军根据地的刘玉胜一伙，经过短暂的战斗，伪军作鸟兽散，刘玉胜化装成村民，企图逃走。在西河口，杨勇和警卫员正好和刘玉胜撞上，杨勇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村民，遂上前盘问。几句话之后，刘玉胜露出马脚，见势不好，撒腿就跑。杨勇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招“进步右崩拳”将其打倒。刘玉胜到底是会两下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使出大红拳的招式向杨勇猛攻。杨勇一个“挟臂切掌”将他再次击倒，乘势踏上一只脚。警卫员赶到，将刘玉胜捆了起来。刘玉胜挣扎着问：“你到底是谁，让我死个明白?”杨勇正色答道：“我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团长杨勇。”
樊坝一战，全歼伪军一个主力团，并活捉伪军团长刘玉胜，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鲁西人民同敌人斗争的信心。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说：杨司令好拳脚，跟好汉武松的武艺差不多，了不起呀!
战场飞将
1947年3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与第一纵队合编成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四个旅的兵力。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区挺进。杨勇率领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到达大别山后，只有敌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的第八十二旅尾随第一纵队孤军深入。刘邓首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心集中兵力杀个“回马枪”，将其歼灭在蕲春之高山铺地区。
高山铺之战于1947年10月26日清晨拉开了序幕。国民党军不知其计，很快就钻人杨勇布置好的“口袋”，进亦不得，退亦不能，成了瓮中之鳖。有些指挥员急躁贸进，想要强攻，杨勇说道：“大家都知道我练形意拳，拳理上讲‘意要疾’、‘出势要疾’。‘意’是一个人的思维，无论手有多么灵活，脚有多么快，都要有意念在先。眼与手脚均得其要领，所以眼能明察秋毫，出手不空回。意念可以使之手快、脚快。就是说练习武术，意必须要快要疾。作战也是一样，脑子要转得快，不能整天就知道喊打喊杀。什么叫‘出势要疾’?练习拳术内有意，外为势。意既疾，出势不可能不疾。在交手之前，必要势随意生，随机应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令敌因惊慌失措而败北。要想出奇制胜，就需要意变神速而出势敏捷。如果出势不疾，与人交手必败无疑。意势相合是成功的保证。所以在战场上，思想和行动一定不能脱节。”
两天后，盯着越来越小的包围圈，杨勇转身对参谋长潘焱说：“合围态势已经形成，命令各部队坚决巩固阵地，严防敌人突围。”
此时，自恃无敌、骄气颇盛的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的第八十二旅企图冲出重围。然而一天一夜下来，敌人整团整营的数十次突围均告失败，士气一落千丈，只得固守待援。
参谋长潘焱笑着问：“司令员，这回拳法又该怎么说了?”
杨勇胸有成竹地说：“这应该是‘进退要疾’。练习拳术在与人交手时，当进则进，竭其劲；当退则退，领其气。在技艺上要提高，在实战之中多积累经验。当敌人势强时，需要避其锋芒；当敌人势弱时，就需要乘虚而入，攻其不备。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都需要快速敏捷。”说罢，杨勇当机立断，发出总攻命令。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敌军尸横遍野，余者纷纷举手投降。
1949年2月，我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杨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
1950年伊始，杨勇就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担负起领导全省军民开展土改、征粮、剿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任务。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和西南军区部署，杨勇上任后，即组织第十六、第十七军，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进山剿匪。
杨勇认为，剿匪不能大兵团作战，应以精干的小分队深入追剿。于是，他下令在全军挑选上千名战士，组成几十支小分队追剿残匪。为了提高战士的格斗技能，他又从形意拳的“安身炮”套路中精选十几个招式，传授给大家。他讲解道：“‘安身炮’是形意拳中比较实用的套路，大家要经常练习，不断揣摩，不但能使手眼身法步准确协调，反应迅速，还对个人的自卫能力、攻防意识和格斗技术有很大帮助。”
剿匪小分队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对残匪穷追猛打，很快歼灭了大部分匪徒。几个月下来，杨勇指挥部队，共歼灭、瓦解敌匪特武装十万余人，将贵州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各级民主政权得到巩固，群众生产和生活有了保障。
1950年底，杨勇和一批将军们奉命来到当时我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从军事学院学习期满毕业后，杨勇先后任总参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校党委书记。(待续)